林彪哥哥林育英：毛泽东唯一为之执绋抬棺的人

张浩，本名林祚培，字号毓英，于1897年2月25日降临于湖北省团风县回龙镇林家染铺湾，一个以手工染织为生的工人家庭。投身革命洪流之后，他毅然将姓名更改为林仲丹，亦或被称作林仲旦。鉴于党的秘密工作之特殊需求，张浩陆续采用了众多化名，诸如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陈子贞、李福生（李复生）、李春生、张春山、张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变换了众多身份。

1922年二月，张浩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次年便远赴莫斯科深造。1925年五月，他重返上海，全情投入于上海地委的各项事务。1927年一月，他抵达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并兼任特务队队长。1928年四月，他被委以重任，前往长沙，着手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一月，他被调派至上海，担任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四月，他当选为满洲省委常委，同时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六月，晋升为省委书记。1932年二月，他荣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一月，他踏上欧洲之旅，三月抵达莫斯科，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员。1935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之后，他立刻启程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并成功带回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1937年二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同年十月，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38年二月，由于健康原因，他返回延安，一边休养，一边坚持工作。1942年三月六日，他不幸因病离世。

张浩，身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骨干力量，在我国工人运动的舞台上，无疑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在我国党的发展史上，他的杰出贡献尤为显著，莫过于1935年，他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核心精髓，从莫斯科带回陕北，并及时传达给了中共中央。此举促使中共中央迅速调整战略，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此外，他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助力中共中央妥善处理张国焘分裂党的事件，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浩，与党初创时期的卓越领导人林育南（1898—1931年）同为本家兄弟。正是在堂弟林育南的热心支持下，张浩得以踏上革命的道路。同时，张浩与林彪亦属同宗兄弟，张浩比林彪年长十岁，而林彪正是在张浩的悉心指导和关爱中，得以茁壮成长。他们兄弟情谊深厚，张浩在林家位列第八，林彪和其他弟弟们均亲切地称他为“八哥”。

林彪、张浩、毛泽东

革命夫妻

1916年，张浩与涂俊明喜结良缘，涂俊明系同县涂家湾人氏，自幼家境贫寒（1897—1988）。尽管两家相隔不远，但受当时社会道德的制约，他们未曾有过交集。这段婚姻完全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俗，由双方家长一手操持而成。尽管涂俊明文化程度不高，家境亦颇为拮据，张浩对妻子始终保持着尊重和谦卑。而涂俊明则是一位典型的贤良淑德之妻，她对张浩的深情厚意，难以用言语尽述。在家庭生活中，她勤勉尽责，相夫教子，成为了张浩最坚实的依靠，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彼此的深情陪伴下，他们共同度过了无数幸福而温馨的日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浩在堂弟林育南的影响下，内心深处悄然种下了投身革命的坚定火种，他毅然投身于一系列革命行动中。起初，妻子涂俊明目睹张浩投身于这些充满风险的活动，心中不免产生几分忧虑。

俊明啊，你的忧愁我感同身受。然而，你也应明白，家庭是社会之基，若社会不公蔓延，将动摇家庭之根本。在我国，民众在帝制、官僚与封建的重重压迫下，挣扎于苦难的深渊，饱受饥寒之苦。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让每个家庭都能沐浴在自由与幸福的阳光下，唯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我坚信我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我投身革命的决心早已坚定不移，愿你能理解我的选择，并给予我支持。通情达理的俊明深知我的性情，见我已心意决绝，便不再反对。自那之后，张浩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四处奔波，而俊明则默默承担起在家的责任，照料孩子与父母，心中时刻挂念着我的安危。每当我有空回家，她总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写信告知行踪，以免远方的父母和她的心中充满担忧。

1925年12月，张浩因受重伤从上海回到老家。他一进家门，涂俊明见他浑身是伤，人也瘦得认不出来了，心里非常难过，泪水直往外涌。等冷静下来后，她想丈夫是为革命流血，为人民负伤，自己应该好好护理他。为治好张浩的伤，她四处寻医求药，有时为配一种药，她要步行一二十里山路去买。在涂俊明的精心照料下，张浩的伤很快好转，体质也明显增强。本来身体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但张浩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便想尽快回上海工作。这时他想动员爱人和自己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一天，张浩对妻子说：“我的伤一好，就要去上海，那里的工作离不开我。”妻子说：“等伤好了再走。”没想到丈夫却说：“你也跟我一起去吧。”涂俊明惊讶地问道：“我也去？”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认识，出去外面能干什么事情呢？丈夫张浩开导她说，“个人、家庭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活得才有意义。你不要犹豫，过几天就跟我一起出去。”涂俊明被一身正气的丈夫所感动，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从此，涂俊明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经过锻炼，1926年涂俊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汉、上海做妇女工作、秘密工作，以及交通员、侦察员等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成功地掩护过瞿秋白、刘少奇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领导人。1932年，涂俊明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她4岁的小儿子林汉雄也被带入狱中。涂俊明面对敌人刑讯拷打，坚贞不屈。当时，张浩刚从东北狱中出来，一身伤病，十分虚弱。但当他得知妻儿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心里十分着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想方设法营救涂俊明和孩子。可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营救没有成功。涂俊明在狱中受到严刑折磨，当局要她交待认识的共产党员，她拒不交待。她被敌人打得遍体是伤，但她仍然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国民党军警见在她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得将她打入黑牢。1935年，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涂俊明出狱。由于形势变化，她出狱后既不知道张浩的下落，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带着小儿子林汉雄回老家养伤，并在地方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11月，张浩从苏联回国。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妻子的消息，一直未打听到。他以为妻子已经牺牲了，心里很难过。1938年，涂俊明通过报纸，终于得到丈夫在延安的消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经过艰难跋涉，来到延安，与当时正处于病中的丈夫在窑洞里团聚。

张浩（林育英）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3个师，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据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时，工作困难很大，这里面有3个原因：第一，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问题被处理后，干部、战士的思想非常复杂。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也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通过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统一了起来，解决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难。

人所共知，西瓜虽外披青涩之皮，但其内里却洋溢着无尽的甘美。我们坚守的便是这样的“西瓜哲学”——你们所戴的帽徽，恰似那轻薄的瓜皮，而你们自己，则是那鲜美多汁的瓜肉。尽管我军历经改编，但人民军队的初心与本色未曾改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仍旧延续，我们依然是人民的子女，一如既往地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因此，对于帽徽、制服等细节，大家无需过分担忧。至于我，在湖南的那段岁月，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大地。为了坚持斗争、谋求生存，我在寺庙中剃发为僧，身着僧袍僧鞋。即便我换上了僧侣的服饰，我依然是共产党员，是湖南省委的关键领导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们并未因我剃发易装而对我的身份产生疑问，他们深知我依然是共产党员，依然是省委的领导者。我那时身着僧袍，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出于事业的需要。而今，同志们穿上国民党军队的制服，同样也是为了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无需过分纠结于服装、帽徽等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张浩以朴实真挚的言语，结合他个人的亲身经历，让战士们的内心瞬间明亮起来。

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期间，张浩以其卓越的智慧，巧妙地解决了一宗涉及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难题。正当师部准备奔赴前线时，蒋介石以“作战需求”为名，企图切断八路军三个师的联系，并下令一二九师迁移至石家庄，直面日军的猛烈炮火。为此，蒋介石派遣了自己的高级参谋，一位曾与刘伯承在旧军队有过共事的乔茂才，携带着蒋介石亲笔签署的手令前来拜访刘伯承。然而，乔茂才抵达一二九师时，刘伯承恰巧外出，接待他的是张浩。张浩在仔细研读蒋介石的亲笔信后，立刻看穿了这其实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于是，他暗中派遣人员通知刘伯承暂缓返回师部，并立即召集李达，对他详细部署应对乔茂才的策略。在张浩周密安排下，李达巧妙地将乔茂才安置在师部，给予他优厚的待遇，陪他消磨时间，却始终不提调动之事。乔茂才多次请求与刘伯承见面，但李达总是以各种理由巧妙拒绝，使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最终，乔茂才在一二九师师部中无所事事，日复一日地过着单调的饮食生活，感到极度无聊，遂自行离开了部队。乔茂才返回重庆后，因未能完成使命，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1937年年末，张浩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使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由于脑部旧伤的反复发作，他不得不依赖助脑器勉力维持日常的工作。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已力不从心，经常在工作之余出现晕厥。刘伯承元帅敏锐地察觉到了张浩的艰难处境，随即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紧急报告了他的健康状况，并建议中央将张浩调往延安接受专业的治疗。此外，他还提出增派一位新的政治委员，以填补一二九师政委的空缺。毛泽东主席在接到电报后，立即与张闻天等同志商议，并最终决定将张浩召回延安进行疗养。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被任命为新一任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

拒绝赴苏联

随着1938年二月即将落幕，张浩同志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下，重返了故乡延安。他迅速肩负起养病与工作的双重使命。遗憾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并未如人所期待的那样有所改善，反而持续恶化，这一情况引起了延安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深切忧虑。

随着张浩病情的急剧恶化，医院门前人潮涌动，夜以继日地接纳着络绎不绝的关心者和探望者。大家对于张浩的状况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无不痛心疾首，纷纷向党中央发出真挚的呼唤，期盼尽一切可能挽救他的生命。

此方法的确成效显著，唯有遵循此道，方能对其病症施行真正有效的治疗。

在毛泽东同志的深切关怀与周密指导下，中共中央相关部门迅速与苏共中央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鉴于张浩同志曾在苏联工作，他对众多苏共领导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张浩同志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担任职务期间，曾多次与斯大林同志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中共中央向苏方提出请求，期望安排专机将张浩同志接往苏联接受治疗。斯大林同志及苏共方面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苏联专机抵达延吉机场。

张浩对党中央暗中筹划，请求苏联派遣专机将他接往苏联接受治疗的计划，事先毫不知情。直到苏联的飞机悄然降临，他才如梦初醒，方知这架飞机是专为他的医疗需求而特别安排。这一消息传来，他首先感到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震惊，紧接着，对党中央和苏共的深切关怀，他表达了由衷的感激。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放弃前往苏联的建议。张浩认为，自己的病情已至晚期，赴苏联治疗并无实质性帮助。对于他的这一决定，延安的许多人感到困惑与难以理解。但在此刻，张浩所想的，是如何为他人和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非仅仅关注个人的健康状况。

我深知自己承受的伤痛之深，即便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疗设施和最优秀的医学专家，亦难以对我的身体康复带来实质性的帮助。苏联宝贵的资源，无论是资金还是药品，都不应如此被浪费。实际上，还有众多八路军伤员急需治疗，还有烈士的遗孀以及那些亟需援助的人们，他们理应得到苏联的援助。若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便能够再次站上战场，投身于革命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张浩那坚如磐石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僵局面前，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成员对他的抉择表示了由衷的敬意。鉴于飞机已经抵达延安，返回的路途已不再合适，党中央果断决策，利用这架专机将延安的伤病员及部分烈士子女安全送往苏联。时至今日，众多老一辈的革命者依然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他们一致将张浩尊奉为“无私奉献，心系民众”的楷模。如果他当年选择前往苏联寻求治疗，或许能够治愈自身的伤痛，然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下，将自己的生存希望留给了伤病员和其他患者，这无疑是共产党人真实形象的生动体现！

延安养病

在延安疗养之际，张浩仅在病情恶化时才稍作歇息。然而，每当身体状况允许，他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延安的各项事务，将满腔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工作。

“主席，我身患重病，深知您事务繁忙，无需您亲自前来探视。”然而，毛泽东不止一次派遣党中央的使者前来慰问张浩。张浩及其家人深受感动，这份真挚的关怀极大地提振了他们的精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与病魔搏斗的信念。

不幸的意外瞬间将张浩的健康推向了深渊。1941年8月4日，日军战机对延安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其攻击目标直指中共中央的核心区域及领导层。日机在延安城内外肆虐，疯狂投掷炸弹，其中一枚不幸击中了张浩的窑洞门前，引发了一场剧烈的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与猛烈的冲击波对张浩本已脆弱的脑部与心脏造成了致命打击。此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身体迅速出现了明显的水肿症状。在秘书、警卫员及妻子涂俊明的紧急护送下，张浩被迅速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接受救治。何穆医生在对张浩进行全面检查后，发现他的心脏膨胀至正常体积的三倍，肝脏增大，肺部和肾脏也出现了水肿和异常现象。得知这一危急情况后，毛泽东同志亲自下令中央医院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众多知名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张浩的病情最终得到了有效控制。

卧床的张浩，常常陷入对那段投身革命、波澜壮阔岁月及党内纷争的追忆之中。对已故堂弟林育南，以及战友恽代英、李求实等人的英勇牺牲，他心中怀揣着无尽的哀思。每当忆起这些同志因“左”倾路线而献出宝贵的生命，他对王明的仇恨愈发浓烈。一日，他与同室的病友、原一二○师政委关向应深谈，谈及王明在“左”倾路线主导中央期间，推行极端的“左”主义，排斥异己，残酷迫害了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对党贡献卓著、理论造诣深厚、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关向应对此表示出深切的认同和赞同，于是两人决定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提议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平反，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驳斥王明强加的不实之词，并肯定他们在与王明斗争中的卓越贡献。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刚刚起步，便因病情的急剧恶化而不得不暂停。这次病情的突变，让张浩深感自己生命的余晖或许已经所剩无几。

林彪

“此事，我铭记在心。”张浩继续说道，“尽管革命的道路漫长而遥远，岁月的脚步不曾稍停，但我深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恐怕无法亲自见证那辉煌时刻的到来。在林家三兄弟中，你最有希望亲身感受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你正值青春，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然而，每个人的未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与个人的坚持不懈。毛主席曾多次向我提起你，对你的军事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你抱有厚望。……我期望你能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守革命的信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将革命事业推向胜利的终点。”未曾想到，这些话语竟成为了张浩临终前的肺腑之言。

死后殊荣

1942年二月，随着时光的流转，张浩的病情急剧恶化。3月5日的破晓时分，他的嗓音变得沙哑，他唤来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至床前，断断续续地吐露着内心的感伤：“恐怕我无法再继续前行。二十年的革命历程，我未能目睹胜利的曙光，心中满是遗憾。尽管我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我已竭尽所能。在我离世之后，恳请组织将我安葬于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即桃花岭，让我得以每日仰慕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岸形象！”3月6日凌晨一时十五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告别了他挚爱的同志和战友。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李富春、彭真、邓发以及林彪等，在听闻这一悲痛的消息后，均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前来料理丧事。当日午后，中共中央特别设立了以林育英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包括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张浩的遗体被安放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和哀悼。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的消息。

中央大礼堂内，氛围庄重而沉寂，灵堂之上，半旗飘扬，彰显着对逝者的深切哀思。牌坊之上，蓝白交织的布幔低垂，其上“工人先锋，战士楷模”八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更显出仪式的庄重与肃穆。四周，延安各界机关、学校、部队及众多团体敬献的挽联与花圈，承载着无尽的哀悼之情。前来致哀的人们与团体代表，脱帽步入灵堂，向张浩同志的遗体表达最深切的敬意，随后瞻仰其遗容。灵堂两侧，由中央直属机关党组织指派的四位灵柩护卫员，正肃立守护。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守护着张浩同志的灵柩。原定于8日举行的吊唁仪式，却在7日便迎来了各界人士的自发前来，人数逾五百。众多人在张浩同志的遗体前悲痛欲绝，泪如泉涌，甚至有同志情绪激动，悲痛至极，失声痛哭。

“忠诚报国，至死不渝。”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等众多革命先辈亲临张浩的告别仪式。翌日，党中央作出决议，将举办张浩的隆重公祭典礼。在典礼前夜，毛泽东同志向朱德、任弼时等同志提议：“林育英同志，一位卓越的战友，将宝贵的精力倾注于革命事业，他的离世，无疑是党的巨大损失，我内心深感悲痛。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亦必定如此。为表达我们对他的崇敬与怀念，我建议，由我们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护送他的灵柩至桃花岭。”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纷纷表示赞同。上午9时，张浩的公祭典礼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均出席了典礼。由任弼时书记主持祭奠仪式，李克农宣读祭文。党中央号召全体同志学习张浩忠诚于党、英勇无畏、吃苦耐劳、紧密联系群众、作风严谨的崇高品格与精神。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次席）、杨尚昆（第四位），众志成城，共同抬起了张浩的灵柩。在其右侧，张浩的夫人涂俊明亦亲自加入了这场庄重的悼念仪式。

祭礼行至尾声，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汇聚，形成了一道连绵不断的送别长队，共同目送张浩的离去。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党的核心领导亲临现场，他们亲自抬起了张浩的灵柩，护送至桃花岭，并亲自主持了他的安葬仪式。这是毛泽东生平中唯一一次亲自为战友扶柩，直至送别至最后一刻。仪式落幕之后，毛泽东亲自挥毫，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铭文。在我国党的辉煌历史长河中，张浩堪称我党我军高层领导中的独一无二、杰出的楷模，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